我们来到海滨一家旅馆。两个男人在那儿的一间房里抽着雪茄，他们每人都躺在至少四张椅子上，还都穿着宽松的粗呢短装。有一个角落里堆着些外衣，海军斗篷，还有一面旗，这些东西都捆在一起。
我们到时，他们俩便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爬起来并说：“喂，默德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默德斯通先生说。
“这小子是谁？”其中一人一把抓住我问。
“这是卫卫。”默德斯通先生答道。
“姓什么？”那人又道，“琼斯吗？”
“科波菲尔。”默德斯通先生道。
“什么，那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小崽子？”那人叫道，“那个漂亮的小寡妇？”
“奎宁，”默德斯通先生说，“请你小心点。有人是很精的。”
“谁很精？”那人笑着问。
我也马上仰起脸，想知道是谁。
“不过就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罢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听说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便放下心。开始我还以为是说我呢。
那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似乎有个令人好笑的名声，因为一提起他，那两人就开心地大笑起来，默德斯通先生也很开心。笑过一阵后，那被称作奎宁的先生说：
“关于这笔看准的生意，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是什么意思呢？”
“嗬，我还没看出布鲁克斯目前对于这事懂得多少，”默德斯通先生答道，“不过，我相信他并不怎么赞同。”
听到这话，大家又哄笑起来。奎宁先生说要拉铃叫些葡萄酒为布鲁克斯祝福。他也这么做了。酒送上后，他叫我喝一点，吃块饼干。我喝酒前，他要我站起来说。“打倒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番祝福引起大家喝采和开怀大笑，连我也笑了。我一笑，他们笑得更开心了。一句话，大家都快活极了。
那以后，我们在海滨的悬崖上散步。又坐在草地上，用望远镜看东西——望远镜放在我眼前时，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装做能看见——然后我们回到旅馆提前吃午饭。在外面散步时，那两个人不停地吸烟。我想，如果从他们那粗呢外衣的气味来判断的话，那他们准是从裁缝处取回这衣时就一直吸个不停。我不应当忘记，在我们登上游艇后，那三个人都走到船舱里去忙着摆弄一些文件。当我从敞开的天窗往下看时，只见他们干得十分努力。在这期间，他们让一个很和气的人照顾我。这个人大脑袋上长着红头发，戴着顶很小的帽子，这帽子竟亮闪闪的。这人穿着件斜纹衬衣或背心，胸前绣着大字母拼成的“云雀”。我想这就是他的名字，因为他住在船上，不能像住在街上那样在门口上标出他的姓名，所以才把姓名标在胸前，可是当我叫他云雀先生时，他却说这是那条艇的名字。
那整整一天里，我观察到默德斯通先生比那两人严肃和稳重。那两人很快活，无忧无虑，常彼此开玩笑，但几乎不怎么和他开玩笑。我觉得和他们比他更有心机也更沉着冷静，他们似乎对他也持有我的这种看法。我觉得，有一两次，奎宁先生说话时斜睇着默德斯通先生，似乎是怕惹恼了他。还有一次，巴斯尼治先生（另一个男人）得意洋洋时，脚被奎宁踢了两下，奎宁用眼神警告他，要他注意一声不响坐在那里的默德斯通先生。我记不起那天默德斯通除了对那个谢菲尔德打趣话笑过外还有什么时候笑过——说到底，那也是他自己说的个笑话呀。
我们在天黑之前回到家。那是个风清气爽的晚上，母亲和他又沿着蔷薇树篱散步，我被打发进屋喝茶。他走后，母亲问我那一天里我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又都干了些什么并说了些什么。我复述了他们说的话，她笑了，并告诉我他们是胡言乱语的鲁莽家伙——可我看得出她喜欢他们的那些胡言乱语。这一点，我在那时就像现在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又趁机问她可曾见过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先生，可她却答了个不字；不过，她想这人准是个制作刀叉的。
此时此刻，她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有如我想在街头济济人群中找寻的任何一张脸那么清晰；我能说她的脸早已不复存在了吗？——虽说我记得它已变化了，虽说我明知它已消失了。当她当年那少女般的纯真和美丽又像那天夜里一样令我感到扑面而来时，我说它们凋零纷谢了吗？当她在我记忆中复活（虽说也只能如此），而在这记忆中她比我或任何人都有或有过的青春风采更加风光动人，我还能说她改变了吗？
谈话后，我就上了床，我现在字字依实来写她那时来和我说晚安的情景。她跪在我床边，双手托着下额，似乎逗趣地说：
“他们说些什么，卫卫？再告诉我一次。我可不信。”
“‘迷人的——’”我开始说。
母亲把双手放到我嘴唇上阻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