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格先生照例在早上十一点半走出赛微乐街的住宅。他右脚在左脚前迈了五百七十五次，左脚在右脚前面迈了五百七十六次之后，就到了改良俱乐部。这是一座矗立在宝马尔大街上的高大建筑物，没有三百万英镑，是不可能盖成这样一个俱乐部的。
福格先生直接走进餐厅，里面的九个窗子都打开了，窗子朝向花园，花园里的树木被秋天镀上一层金色。在餐厅里，他坐在一向坐惯的老地方，桌上早已为他摆好了刀叉等餐具。侍者为他送来了午餐——一盘小吃，一盘加上等辣椒酱的烤鱼块，一盘深红色的烤牛肉配着香大黄和青醋栗果，另外还有一份柴郡干酪。吃完之后，再喝上几杯俱乐部特备的好茶，把这些美食一齐冲进肚里。
十二点四十七分，这位绅士从餐厅起身走向大厅。大厅的装修显得富丽堂皇，墙壁上装饰着许多画，每张画都镶上了装潢考究的画框。在大客厅里，福格接过侍者递给他的一份还没有裁开的《泰晤士报》。他娴熟地将报纸按版裁开，从他熟练的动作可以看出他已经将原本一件挺麻烦的事变得驾轻就熟、习以为常了。他将这份报纸读一遍，一直看到三点四十五分，接着再看刚送来的《标准报》，一直看到吃晚饭。用晚餐的情况和午餐差不多，只是多加了一份英国蜜饯果品而已。
五点四十分，他又回到大厅，专心精读《每日晨报》。
半小时后，改良俱乐部的其他一些会员也来到大客厅里，挨近生着炭火的壁炉。他们几位跟福格一样，全是“惠司脱”迷，是经常跟福格一起玩纸牌的老牌友——工程师安得露·斯图阿特，银行家约翰·苏里万和撒木耳·法郎丹，啤酒商多玛斯·弗拉纳刚，英国国家银行董事会董事高杰·弱夫。这些人既有金钱，又有声望，在俱乐部的会员中，也都算得上是金融工商界拔尖儿的人物。
“喂，弱夫先生，”多玛斯·弗拉纳刚问道，“这件盗窃案到底怎么样了？”
安得露·斯图阿特插嘴说：“还不是银行赔几个钱了事！”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高杰·弱夫说，“我想我们会把这个贼绳之以法。警察厅已经把许多十分能干的侦探布置在了美洲欧洲所有重要的进出港口。依我看，这贼很难逃脱侦探的手掌心。”
“那么，你们是不是已经有了关于窃贼的线索？”安得露·斯图阿特接着问。
“首先我要声明，那人并不是个贼，”高杰·弱夫郑重其事地说。
“哦？！偷了五万五千英镑钞票，还不是个贼？”
“不是贼。”
“难道还是个企业家不成？”约翰·苏里万问道。
“《每日晨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绅士。”说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福格。他从报纸里探出头来向大家致意，大伙也都予以回应。
他们谈到的这件事情最近被英国各大报纸炒得热火朝天。事情发生在三天前，也就是9月29日，英国国家银行总出纳员的小柜台上，被人偷走了一大叠价值五万五千英镑的钞票。
很多人惊奇这件盗窃案发生得也太过容易了，为此，银行副总裁高杰·弱夫先生特意作了一番解释，他说：“那时，出纳员正在忙着记一笔三先令六便士的收款账，他的眼睛当然不可能什么都看到。”
现在，最好先在这儿把这家银行的情况介绍一下，那就更容易把事情搞清楚了。这座顶呱呱的英国国家银行似乎对顾客的人格非常信任。银行里既没有警卫员，又没有门卫，甚至连出纳柜上也没装铁丝网。金子钞票随意摆放着，这也就意味着，顾客可以随意动这些钱。顾客的诚实可靠度从来没被怀疑过。有位观察家对英国人的习惯十分熟悉，他甚至这样说：有一天，在英国国家银行的一个大厅里，他好奇地挨近前去，想把一块七八斤重的金块看个究竟。当时，这块金子就放在出纳员的小柜台上，他拿起这块金子，看了以后就传给了别人。这样一个传一个，一直传到走廊阴暗的尽头。半小时后，这块金子才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这半个钟头里，出纳员连头也没抬一抬。
但是，9月29号这一天，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一捆钞票竟然不翼而飞。下午五点，当挂在汇兑处上面的挂钟敲响的时候，下班的时间到了，英国国家银行只好把这五万五千英镑记在损益账上。
当然已经完全可以肯定这是一件盗窃案了。各个主要的港口，如利物浦、格拉斯哥、哈佛、苏伊士、布林迪西、纽约等地都派了一批最干练的警员和密探。破案者能获得两千英镑（合五万金法郎）的奖金，还外加追回赃款的百分之五作为报酬。这些侦探一面等待已经开始的调查工作所提供的材料，一面在各港口仔细地侦察所有来来往往的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