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对于我来说，除了美之外，再没有别的话题可谈。美牵着先生的一生，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作为一个画家，我终于生存下来了。战争结束的当儿，从死亡的边缘抬起眼，风景使我重见光明。
就这样，我走过了死而复生的道路。我的经历尽管和先生在精神上有些相通之处，但先生如此亲切地待我，只因为我是基于某种谛念的单纯而素朴的感知者，而不是有意志的分析家或创造者。我从放弃自我这一点出发，将自然表现的生命之光视作恩宠，带着不才之躯，一味生存下来了。或者说，先生和我，都有一颗孤独的心，而我们又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彼此都想倍加珍视这种孤独的心灵的沟通。
我的胸中深藏着黑暗和悲痛，但我没有把苦恼向别人公开表白过。然而，有着黑暗和苦恼的人，同时也是祈求灵魂的净福和平安的人。我的作品所表现的静谧和纯朴的风格，抑或正说明我缺乏这些，才如此希望，如此进行切实的祈祷的。
先生的慧眼当然洞察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才待我以亲爱之情的。先生把我当成一个虔敬之徒同我交往。而我，又受到先生多大的虔敬而慈悲的救助和教诲啊！
他在集英社出版的画集序文《观东山魁夷画展有感》中写到：
……这“净福”一词也是我的生命之泉。我的病是心绪的悄寂，衰颓和郁厌，自从亲近了东山君的画和文，便日益得到治愈，得到复苏。
只是有一点埋在内心而无法行之于文的、也是东山君的风景画所无法表露、但却深深藏在内部的东西，这就是东山君那种超自然的经受过内心和精神的苦恼和动摇后所表现的静寂、安谧和虔敬。
这是先生向《日本美术志》（1971年11月发行）投寄的文稿中的文字，也是先生最后一次谈论我的话。
我每拜见先生，他总是不时凝视着我，倏忽掠过一丝严峻的暗影。不过，大部分场合是用亲切的态度对待我。
最后一面是去年岁末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他对我说：“明年我要到外国走一趟，吁请外国的日本研究家都来参加会议。”
令人遗憾的是，今年年初，我在关西举办了个人画展，此后又到各地巡展，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看望先生。
聆听先生最后的声音是在二月半光景，我和他通了一次电话，本来我托先生在我为《古都》装帧的扉页木版画上印上先生的题字。先生寄来了。《古都》的题字有十几种，我一张张翻看着，每张都富有变化，情趣各一。我很惊奇，想从中选出一张来，但又颇费思索，于是便打电话给先生。
“怎么也写不好啊，”他说，“是吗？还有可以用的吗？”听筒里响起了先生爽朗的声音。
三
今天，在这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他，脑子里反而浮现出新鲜的记忆。
一九五四年，我为《新潮》画封面画时，不知为着什么，新潮社的菅原君领我到川端先生和小林秀雄先生家去了一趟。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先生。
我拜见了玉堂的《冻云筛雪》，大雅和芜村的《十便十宜帖》等众多的名品。罗两峰《野火》中野兔冲出燃烧的草丛的姿态令我难忘。有人评判先生是可怕的人，但我丝毫不感到他有什么可怕。不过在他面前，我完全变得拘谨了。
先生来看过素描画展，在举办以东京为主题的组画展览时，他为画集写了序文。在为东宫御所制作壁画时，先生来过我的画室。举办北欧风景画展时，他又为石版画装帧的《古镇》画集书写了题为《美丽的地图》的序文。我在为新宫殿制作壁画时，先生来了，接着和我一起去看新宫殿收藏的壁画。举办京洛四季画展时，和先生获取诺贝尔奖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到展览会来了好几次，并为画集《京洛四季》写了题为《都市的姿影》的长篇序文。此后，为版画集《京洛小景》题字；一起参加光悦会茶会；到京都、奈良、大津去观赏秋景；和井上靖君应邀到新绿的信浓去旅行满腔热情地为集英社出版的我的画集写了长篇序文。举行以描绘德国、奥地利的古都和窗户为内容的个人画展时，我屡次拜请先生为之作序。我一方面生怕为先生带来麻烦；一方面又安享着先生的盛情和厚意。
我请先生为画集《京洛四季》撰写序文的时候，适值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想，也许是不大可能了。公布获奖那天，我半夜里跑去祝贺，看见先生坐在内厅里，一个人孤寂地抽着烟。我道过贺，表示想收回托他作序的请求，他马上说：
“我写，我到京都去写。”
“您太忙了……”我有些难为情。
“一点也不忙，别的一概被我回绝了。”
接着又闲聊了一会儿绘画，就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