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类似克拉兰的这种自然会在费尔巴哈的心灵里特别加深那种促使他写下这首二行诗的感情。我们知道，对于托尔斯泰就不是这样。克拉兰的风光增长了他对死的恐怖。在陶醉于自己与自然浑然一体感的同时，他一想到他的“我”和他周围的自然所构成的美妙的“非我”之间的对立将要消失的时刻定要来到，便害怕得发抖了。费尔巴哈在自己的《Todesgedanken》《死亡的观念》。中，以真正德国人的彻底态度，从四种不同的观点证明个人永生的思想是毫无根据的。托尔斯泰（参看他的《忏悔录》）即使不是永远，也是在很长的时期中感到，如果没有永生，活着也就毫无价值。
托尔斯泰感觉到的与费尔巴哈和雪莱感觉到的完全不同。这当然是“性格”的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死的想法也各不相同。圣奥古斯丁说，对罗马人讲来，罗马的光荣代替为永生。费尔巴哈也使自己读者的注意力转到问题的这一方面，他曾经说，追求个人永生的愿望，只是伴随着宗教改革才在欧洲人的心灵中确立起来，而宗教改革是个人主义的新时代所特有的宗教表现。最后，托尔斯泰自己也按照自己的方式——即借助于鲜明的艺术形象——在自己著名的短篇小说《三个死》中证明了这种想法的正确性。在这篇小说中，快要死的女主人流露了对于死的很大的恐惧，然而患了不治之症的车夫费德尔却仍然好像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显示出了不同——不是历史地位的不同，而是社会地位的不同。在近代欧洲，上等阶级一向比下等阶级充满了多得多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越深入到人的心灵，对于死的恐怖就越牢固地在心灵里扎下根来。
托尔斯泰是当代个人主义的最有天才的和最极端的代表之一。个人主义在他的艺术作品上，特别是在他的政论观点上，打上了最深刻的印记。毫不奇怪，个人主义也影响到他对自然的态度。托尔斯泰无论怎样喜爱自然，也不能在费尔巴哈反对个人永生观念的论据中找到有说服力的东西。这种观念在他看来是心理上必然要产生的。如果在他的心灵里，同永生的渴望一起还有自己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可以说是多神教的意识，那么这种意识在他那里只能使他不能像古代基督教徒那样地用死后不朽的思想来安慰自己。不，这样的不朽对他说来引诱力是太少了。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不朽，在这种不朽之下，他的个人的“我”和自然的美妙的“非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永久继续存在下去。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不朽，在这种不朽之下，他就可以继续感觉到自己周围的灼热的空气，“缭绕着飘向无际的远方”和“成为无边无际的深不可测的蔚蓝色的天空”。他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不朽，在这种不朽之下，就可继续有“无数昆虫嗡嗡地打转，牛群悠然地结队而行，小鸟到处啼鸣”。简单地说来，在他看来，在基督教关于灵魂永生的观念中不可能有什么令人慰藉的东西，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肉体的永生。所以几乎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的，就是这个显然的真理：这样的永生是不可能的。
这当然不是赞扬，但这自然也不是指责，这是简单地指出一个事实，凡是希望了解俄国伟大作家心理的人都应该注意。
王荫庭 杨永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