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1879—1970），英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印度之行》，另有三部短篇小说集和两部散文集问世。他的文艺批评论著《小说面面观》被称作二十世纪分析小说的经典作品。
［英］ 福斯特
吾辈儒雅之士，有如汪洋滴墨。我们亦能与他人和善相交。孤傲独处，唯与鸿儒相交的昔日，已成黄历，那时，我们偶遇性情不同的人，便会张口结舌、惊骇失色。感谢苍天，文化不再是社会财富，不能作阻挡苍生的屏障、跻身贵族的阶梯。在战后的英国，这便是屈指可数的改良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著《罗吉·弗赖伊传》便精彩地展示了这变化；这里，我们可以追溯附庸风雅之风的衰败、享乐愉悦思想的发展。
我们无非沧海一滴，与我同乐者甚少。让吾辈谨记自身的微渺，闭门暂省自身的困惑、福祉和悲哀。愿听不听，悉听尊便。大千世界，人声喧嚣，我们只在一隅低语。
举步上前，便见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所知是否值得传与后世？粗言之，我们的所知不过是诗、书、画、乐的皮毛、班门弄斧的技巧。我们安坐暖炉边、电灯下，继承了千载不衰的传统。此传统虽流传天下，却颇受贵族庇护。昔日，治人者以金钱养文化，却不知所以然；他们涉足教堂神殿，乐善好施；这是高尚的举动，虽然附庸风雅，但也让艺术家偷得一顿残羹、文人墨客争得一份闲职，于是乎，艺术的创造，亘古不衰。今天，身居高位者目光犀利，诚实坦率，远胜昔日的治人者，他们绝不为己所不欲而浪掷金钱；且听门外的喧声，楼上的邻人不需诗、书、画、乐，不需我们举荐的一切。我们该冒昧相扰么？当他匆匆奔走自己的人生之路时，我们是否该像未婚的姑妈那样，怀抱包袱，上前正色道：“我受托将此交付与你……索福克勒斯、委拉斯开兹、亨利·詹姆斯……窃以为，包袱虽重，你终会深爱不舍，况，你若拒收，实不知谁将……恳请……恳请……当真要紧，这是文化。”
他的回答未必令人振奋，但，拒收也罢，不拒也罢，我们当如何以对？这便是我们的困惑，这便是我们低语的内容，而此时，他正同友人为电池的批发价、巴尔哈姆和伊林间的捷径争得面红耳赤。他不需要这些，你一见便知。拉斯金和莫里斯自以为发现了艺术和文学的真髓，他们的侃侃雄辩如今已沉寂。他绝不会秉承这包袱，除非我们吹之捧之，取智取之策。今日的世人，或漠然冷待昔日的艺术精品，或疑之虑之，不经莫斯科消毒，绝不接受。英国的私营企业之内，冷漠笼罩一切。我结识了几位钦仰文化的工人，总担心他们也厌倦了，深恐失去我们交游的乐趣。
何去何从？
万事莫为，亦勿举荐文化。设若未来没有文化，设若未来的文化非吾辈智力所及，那么，姑妈最好自享那包袱，勿再絮叨。这样才不失君子的风范，给人以平易的印象，这才是对楼上邻人的尊重。我是何人，竟在此忧人之所不忧？我已是世间老朽，亦爱老朽之物，但求离群索居。你以为然否？我们这些奉承国王的末代遗民，我们能够无悲无苦，安然坐在地上，讲述国王之死的悲哀故事吗？举杯痛饮吧——无人稀罕这波斯花园的玉液、希腊葡萄园的琼浆。且任杯盘狼藉——无人赞美器皿的精致。去时莫悲莫傲。时间偶然发现你的失误，这实在无关荣辱。
难就难在：闲兴雅趣并非美酒金杯。闲兴雅趣酷似宗教，后继无人，则无欢乐可言。人若深爱艺术品，自己便成了艺术的同仁；他将情不自禁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种“弘扬艺术的冲动，其形式或属教育，或属批评；但，这毕竟是雄雄火焰的一道光华，扑灭它，便是阻碍福音的传播。故此，闭门独坐，唯以文章典籍为伴、鸿儒雅士为友，实属虚妄。武断自然是错，甚至宽容与机智亦有过多的传教精神，亦非上策。文化福音之所需，是让一人光芒四射，激发众人的好奇，于是他们便问，索福克勒斯、委拉斯开兹、亨利·詹姆斯何能给人如此的乐趣。且去寻乐吧。那些悲哀、严峻的“经典”只会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像已故的罗吉·弗赖伊一辈儒雅之士若能悠然自享其乐，那些擦肩而过的路人便难禁同乐的诱惑，极愿亲享读书破万卷的情趣。
我们似乎只能如此，我们聚在寒舍低语，而邻人嗓音洪亮，为巴尔哈姆和伊林争执不休。请记住，我们仅是文化的所有人，却非富于创造的艺术家。富于创造的艺术家将会另辟蹊径，他重任在肩。我等的任务便是自得其乐，勿失心性，弘扬文化，不因我们热爱人类，而因此举超凡而无价。这是福音，然未必是仁慈的福音；这是表达感受的激情。艺术作品便有此等神奇的禀赋；参与创作的兴奋弥漫着，深受感染者便跃升为艺术的同仁。
我们的福祉、我们的悲哀，毋须世人的关注。从年初至岁末，我潜心攻读洛克的《认识论》，受益匪浅；也对《贵妇人画像》乐不释手。但有谁在乎呢？我因未能赴法而郁郁寡欢，又有谁在乎呢？这都是令人激荡的私事；楼上的邻人没有丝毫兴趣。当我放声大笑，他才略加注意。
田智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