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险恶环境的压迫和紧张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鲁迅的身体。1933年后，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加之病体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与休养，1936年后病情愈来愈重，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终年五十六岁。
综观鲁迅一生辉煌的文学业绩，据统计，从1907—1936年的三十年间，共著作和翻译在七百万字以上。其中，计小说集三部，散文集一部，散文诗集一部，共约三十五万字，杂文集十八部，约六百五十多篇，共约一百三十五万字；辑录、校勘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研究古典文学的著作，约八十万字；翻译外国作品计中长篇小说和童话九部，短篇小说和童话七十八篇，戏剧两部，文艺理论著作八部，短篇论文五十篇，共约三百一十多万字。另有三千五百多封信件(大部分写给青年，还未收集完全)。
鲁迅的历史价值，可以从两个层面认识。首先，从文化、思想史层面而言，鲁迅作为中华民族20世纪初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以其崇高情感和强健理性交汇而成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创作，对中华民族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与现实，作了全面深入地反省和批判。鲁迅的创作，实质上是鲁迅进行民族自省的伟大事业的艺术结晶。以现实题材为主的《呐喊》、《彷徨》，或剖析封建主义“吃人”本质，或展示旧社会种种不幸人生，或揭露国民精神诸多弱点，或描写知识者悲剧命运；以神话、史实题材为主的《故事新编》，或赞颂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或批判古代圣贤的消极思想，无不显露出强烈的现实感和凝重的历史感。而鲁迅以毕生心血从事的杂感创作，亦与启蒙主义一脉相通。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宗旨的大量杂感，更是对旧社会现实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心理等等各个层面种种“时弊”，以及从过去承传至今的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文明方方面面的批判。鲁迅对社会现实和封建社会历史作如此广泛深入地批判所建树的民族自省的伟业，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这种高贵而沉痛的民族自我反省，对广大国人的心灵所起的震撼与警醒，“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历史、现实意义，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郁达夫这样评价鲁迅：“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上海民众在鲁迅逝世时，奉献于鲁迅灵前的对鲁迅的盖棺论定，是“民族魂”——不过我个人以为，还必须加上几个字：鲁迅是“现代中华民族之魂”。
其次，从文学史层面而言，鲁迅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及地位，也是首屈一指的。鲁迅小说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在小说的叙事方式、结构情节、性格刻划、心理描写、语言形式等等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与创新，而创作方法上坚持现实主义为主，又辅以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所体现的创作方法的多元特点，以及一系列典型人物的塑造，都有力地证明：现代中国小说确实是在鲁迅手里开创，又在鲁迅手里成熟。鲁迅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话语基石，已是学术界的定论。杂感，这一由“五四”文学先驱们共同草创，又由鲁迅以呕心沥血实践而臻于成熟的崭新的文学样式，也充实着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这种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创作纲领的“杂论”或“杂评”，具有丰富强烈的情感和形态多样的形象性，构成鲜明的文学审美特征。难怪郁达夫如此说：鲁迅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着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鲁迅还创作了一批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散文和散文诗。其中，以篇幅短小，构思新颖独特、语言精美而意象曲折深沉的散文诗集《野草》为最，至今还给读者、研究者们无穷的思考、启迪和情感、艺术上的陶冶。而被选进本书的鲁迅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杂感，对当今的读者、作家乃至批评家们，也仍然不失现实的指导意义。
鲁迅的文学创作，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可珍视的思想文化经典。继承并认真学习，研究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不断培育、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的人文素质，必然是大有裨益的。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