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日，我敢相信是已经开明的社会、开通的社会，而我们的人生观，也已多少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个人之尊严，女子之地位，以及人生之欲望，父子之关系，男女的关系，与以前道学说法，常有格格不入之势。
这自然与伦理的建设，生出密切的问题。如果复兴文化，不是复古而已，我们对孔、孟之道应有深一层的认识，不可装一副道学面孔，唱唱高调，便已自足。孔子曰言之必可行。西方伦理乱，我们不可学他乱，而我们自己的伦理，也得认识孔、孟的真传，不为宋儒理学所蔽，始能合乎现代人的人生观。我想现代西方的人生观，比我们切实无伪，而孔道可与现代思想融洽无间的，就是诚之一字。
原来，圣人教人得人情之正，如此而已。所以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所以孔子的道理，无论如何打不倒。这是我们应首先明白的。而儒家之立场，却不在揖让进退，繁文缛节。泣泪、泣血、独帷⑹美崾欠蔽模不是礼之本。繁文可以改，而与孔子之道无与。圣人之教，只在日用伦常，得中道而行，原没有什么玄虚的话。而男女平等关系，关雎之义，夫妇为人伦之始，至为明显。故外无旷夫，内无怨女，男有室，女有归，是孔子的理想社会。所以文王思后妃，夜不成眠，至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不为孔子所黜。汉儒解“窈窕淑女”（漂亮女郎）为住在深宫的女子，可见这时汉儒的思想已经僵化，不敢作比较近人情的说法。
孔子近情主义（戴东原所谓“顺民之情，遂民之欲。”）何以变为道学之形式主义？性与天道，夫子不得而闻。老子讲天道，就要人绝圣弃智，做到无思无欲，如初生之犊境地，这是做不到的。佛家本来是出世思想，以情欲为烦恼，以人生为苦海，故欲斩断情丝，悠然物外，而以七情为六贼。晋唐还不怎样，儒为儒，佛为佛，而士大夫，大家室，也很少道学虚伪粉饰气氛。宋儒出，受了佛教的渲染，也来谈心说性（子所罕言之性），乃排脱情欲，专讲一个抽象而无所附丽的“性”（唐李翱已有复性之论）。必欲做到“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局面。这样反孔子近清主义，已甚显然了。无知情不可灭，欲不可遏；到了欲不可遂，情不可达，自然非矫情粉饰不可，自己装门面，对人责以严，遂成道学冷酷的世界。大家屏气敛息，正襟危坐，怕闻钟声，以免为物欲所入，以为心学，以为功夫，惟恐未到枯木死灰地步。黄氏日抄说：吕希哲习静，仆夫溺死不知（我想当时是坐在轿内）。张魏公符离之败，杀三十万人，而夜卧甚酣，这才叫做心学，叫做功夫。这是用世之学吗？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的六不主义，静是静极了，可以应付西方主动的民族吗？
人生在世，无—事非情，无一事非欲。要在诚之一字而已。诚便是真，去伪崇真，做文做人，都是一样。《红楼梦》佳文，也是一“真”字而已。史湘云醉卧牡丹下，不大体统；晴雯骂麝月磨牙，也欠斯文；然《红楼梦》之所以为文学，正在此等真处，如见其肺肝然。虚伪的社会不然，上下相率而为伪，说话立言做文章，都是预备做给人家看的，说话给人家听的。于是高谈傥论，辞严义正，篇篇是门面语，句句是得体文章，摇膝吟之，朗诵读之，都是好文章，而与人生之真实何与？谁还有一句衷心之论，肺腑之言，见之笔端？这是思想硬化，文学枯竭，性灵摧残之原因。
古代礼教思想之硬化，恐怕青年人不大清楚，而古代礼教之束缚，也不甚明白。袁子才《读丧礼或问》，记了两条，真是咄咄怪事，可以为例：“余读刘古塘丧礼或间序，而不觉辗然也。某受居丧屏妻，自期有七月之后，因见母，故见其妻。而心动，强抑苦禁，谆谆以告人。”原来古礼除服祭谓之罚仪礼有“范从御”的话，郑氏解为服期满以御妇人，后人遂有居父母丧屏妻与异寝之礼，至少丧中九月以后，妻有孕，乃大惭德，使君子虿话病Ｔ子才评曰：“以妻待之乎，不以妻待之乎？以妻待之，则所居之丧，即妻之丧也……虽日日见何害？不以妻待之，则专视为纲舻葱闹具，而此处无一事焉，虽终身不见何益？夫至于隔绝夫妻至期又七月之久……一旦相见，勃勃然有男女之思又何尤焉？”这便是道学弄出来的玩意儿，甚矣古礼之难守也！且见母是孝思不匮，是公，见妻是私，所以必要说“因见母故见其妻”，未免夺情。这便是道学面孔。又丧礼或问引汉朝第五伦矫情之事，与此相符。伦在丧中，“兄子有疾，一夜十往，还竟安眠。己子有疾，终夜不往，夜竟不眠。”袁才子评曰，“伦贪远其子之名，而至于夜不一往，则未悉其病状，情固未安，而欲往之情，卒难遏禁，又安得眠？”所以子才刺其“贪爱兄之名”，而做出“矫情钓誉”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