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又说，关于战争这个题目，它在这次以及前几次谈话中已经听得太多了，现在还有一点还弄不太明白。我曾告诉过它，我们的水手中有些人是因为被法律弄得倾家荡产才离开祖国的，而我也曾向它解释过法律一词的意思，所以它就搞不懂本来旨在保护每个人的法律，怎么竟会将人家毁掉？它看不出名叫“法律”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必要。
我告诉主人，法律这门科学我研究的很少，仅有一点法律知识还是因为有几次自己的权利受了侵害而去聘请律师得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尽我的能力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它。
我说，干律师这一行的那些人，数量多得如同毛毛虫，他们程度、等级、名目均不相同。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所以就靠刁滑和奸诈来获取正当和诚实的手段所得不到的东西。我们那里就有那么一帮人，从年轻时起就接受培养，学习怎样通过搬弄文字将白说成黑、黑说成白，他们怎么说全看你给他们多少钱而定。这帮人狂妄自大，厚颜无耻，却还赢得群众的信任，群众还都依附他们，这样他们也就以某种方式使群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
比方说，我的邻居看中了我的一头母牛，他就会聘请这么一位律师来证明，牛是他的，该由他把牛从我这儿牵走。由于任何人都不准为自己辩护，因为这样做是违反法律的所有规定的，所以我就必须聘请另一位律师来替自己的权利辩护。好，就这桩案子来说，我作为母牛的真正的主人，却有两大不利之处。第一，我的律师几乎从摇篮时代起就一直是为虚假辩护的，现在要他来为正义辩护，他就很不适应；由于违反他的常规，即使他不对我怀有恶意，辩护起来也一定是极不熟练的。第二个不利之处是，我的律师还得谨慎从事，因为那么多人都得靠干执法这一行活着，速判速决，律师的生意就要减损，这样即使他不招来法官们的不开心，也肯定会引起同行弟兄的敌意和仇恨。
这种情况下，要保住我那头母牛，我只有两种办法。第一是出双倍的钱将我对手的律师买通，因为他所受的训练就是那样，我完全有理由指望他受金钱诱惑背叛他本来的当事人而倒向我这一边。第二种办法是让我的律师不要硬坚持说公理在我这边，要说得好像那母牛就属于我的对手似的。这种办法要是做得巧妙，我最终就会赢得有利于我的裁决。在这些律师的筹划安排下，错的一方更有机会获胜，特别是当那些派来裁决财产纠纷以及审判罪犯的人，都是经前面提到的那一宗派中的大宠臣或朝廷贵妇推荐，错的一方就更有机会获胜了。
这帮人因为一辈子都对公正和公道持有强烈的偏见，所以极需搞偏袒、两面派和压制的手段。另外，由于年老体弱脾气坏，到头来变得又懒又随便，几乎完全无力胜任与他这一职业的责任要求相符合的任何工作。
这些人还有这样一条准则：无论他们以前做过的什么事，再做的话都可以算是合法的。因此，他们特别注意将以前所作的每一次裁决都记录在案，即便是那些由于他们无知或腐化而作出的与普通公理原则相背的裁决也统统记录下来，他们管这些叫“判例”，拿出来当权威的典据，凭借这些东西企图使他们最最偏私的意见公正合理化。
在辩护时，他们避而不谈案件的本质，而是大着嗓门，言辞激烈，大谈特谈与案件毫不相干的其他所有情况。就以上面提到的案子为例，他们根本不想知道我的对手有什么理由或权利要占有我那头母牛，却只是问那母牛是红色还是黑色，牛角是长还是短，我放牧的那块地是圆还是方，是在家挤奶还是在户外挤奶，那牛容易得什么病，等等。问完之后，他们就去查以前的判例，这案子则一拖再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也弄不出个结果来。
他们审判叛国罪犯的方法却简单得多，这倒是很值得称道的。法官先要了解一下有权人的意见，然后就很容易地判处罪犯是绞死还是赦免，同时却还可以说他是严格遵守了所有规定的法律形式。
说到这里，我的主人接过去说，照我描述的情形来看，像这些律师这样具有如此巨大才能的人，你们却不鼓励他们去教导别人，传授智慧和知识，实在是可惜了。我回答说，律师们所有的心思和时间都用在处理和研究本职工作上了，其他任何事都关心不上，所以除了他们自己的本行，其他各方面他们大多是又无知又愚蠢，从一般的交谈中，还真很难找得出别的行业中有什么人比他们更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