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话题又转向了法庭，法官们都是些可敬的德高望重而又通晓法律的人，他们主持审判，对人们的权利及财产纠纷作出判决，同时惩恶扬善，保护弱小。我还提到了我国节俭的财政管理制度，提到了我国海陆军队的勇武与战绩。最后我对英国近百年来的主要事件作了一番简要的历史的叙述。
我被召见了五次才谈完这些事，每次历时几个小时。我谈的一切国王都听得很仔细，他还不时地记些笔记，要问我的问题都写成了备忘录。
我这几次长篇谈话结束以后，国王在第六次召见我的时候，就一边对照着笔记，一边逐条逐项提出了他的许多疑点、质问和不同意见。他对年轻贵族提出很多针对性的问题，同时对我说到的那些圣职官僚也提出了很多问题。他问了许多关于选举下议员的情况，并且在这方面就各个部分逐一对我细细盘问，提出了无数的疑问和异议。
国王也想了解我国法庭的情况。他随后又对我国的财政管理进行攻击。他说，他认为我的记忆力很差；我算算我们的税收每年大概是五六百万，可我接下来又提到了各项开支，他就发现有时超支一倍还不止。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王国怎么也会像私人那样超支呢？他问我谁是我们的债权人？我们又上哪里去弄钱来还债？
听我说到那些耗资巨大的大规模战争时，他非常吃惊，说我们一定是一个好争吵的民族，要不就是我们的四邻全是些坏人，而我们的将军肯定比我们的国王还有钱。他问，除了进行贸易，订立条约，或者出动舰队保卫海岸线之外，在我们自己岛国以外的地方还有我们什么事？最令他感到疑惑不解的是，他听我说起一个正处于和平时期的自由民族居然还要到国外去招募一支常备军。他说，既然领导统治我们的是我们自己认可的代表，他想象不出来我们还要怕谁？又要同谁去战斗？他说他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一个人的家由他自己或者子女家人来保护，难道不强似用少许钱到街上胡乱找六七个流氓来保护？这些流氓要是把全家人都杀了，不就可以多赚一百倍的钱吗？
我通过计算几个教派和政党的人数推算出我国的人口总数。他笑话我这种计算方法，说这方法真是离奇。他说他不明白那些对公众怀有恶意的人为什么非得改变自己的主张，而不让他们把自己的主张隐瞒起来。无论哪一个政府，要是它强迫人改变自己的意见，那就是专制；反过来让人公开自己对大众不利的意见则又是软弱。
他又说，我谈到贵族绅士的娱乐活动时曾经提到了赌博。他想知道，他们大约是什么年龄开始玩这种游戏？玩到什么时候才不玩？要玩掉他们多少时间？会不会玩到倾家荡产？卑鄙邪恶的人会不会因玩这种游戏的手段高明而变成巨富，以至我们的贵族老爷有时也得仰其鼻息，终日与下流人为伍，完全不思上进？而赌输之后，贵族老爷们会不会也去学那些卑劣手段并用之于他人？
他对我叙述的我国近百年来的大事记感到十分惊讶。他断然宣称，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严重恶果。
国王在他另一次召见我的时候又不厌其烦地将我所说的一切扼要地总结了一下。他把自己所提的问题与我所作的回答作了一番比较，接着把我拿到他手里，轻轻地摩挲着我，发表了这样一席话，这席话连同说话时的态度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小朋友格里尔特里格，你对你的祖国发表了一篇最为堂皇的颂词。你已十分清楚地证明：无知、懒散和腐化有时也许正是做一个立法者所必备的唯一条件；那些有兴趣、有能力曲解、混淆和逃避法律的人，才能最好地解释、说明和应用法律。我想你们有几条规章制度原本还是可行的，可是那一半已被废除了，剩下的全被腐败玷污。教士地位升迁不是因为其虔诚或博学；军人晋级不是因为其品行或勇武；法官高升不是因为其廉洁公正；议会议员也不是因为其爱国，国家参政大臣也不是因为其智慧而分别得到升迁。至于你呢，”国王接着说，“你生命的大半时间一直在旅行，我很希望你到现在为止还未沾染上你那个国家的许多罪恶。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叙述以及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你口里挤出的回答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的同胞中，大部分人是大自然从古到今容忍在地面上爬行的小小害虫中最有毒害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