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产业,他有五个儿子，我排行老三。
十四岁那年，他送我进了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我在那儿住了三年，埋头攻读我的学业。虽然家里给我的补贴少得很，但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负担还是太重了,于是我就到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手下当学徒，一直学了四年。有时父亲也会给我多寄一些零钱，我就用来学习航海中必需的一些学科。我始终深信终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能外出旅行。
学业完成后，我回了家。父亲和几个亲戚又为我筹了四十英镑，并答应以后每年再给我三十英镑，以支持我在荷兰的莱顿（当时欧洲医学研究的中心）求学。我在莱顿学医两年零七个月。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很有用处的。
从莱顿回来后不久，恩师贝茨先生推荐我到亚伯拉罕·潘耐尔船长统率下的“燕子”号商船上当外科医生。我跟随船长干了三年半，曾多次去过地中海东岸一带地方和其他一些地方。回来之后，受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我就在伦敦住下来，并在老周瑞街租了一座小房子给人看病，还接受了他给我介绍的几位病人。不久我就跟在新门街上做内衣生意的埃德蒙·伯顿先生家的二女儿玛丽·伯顿小姐成了亲，还得到了四百英镑的婚嫁费。
可是，两年之后恩师贝茨去逝了，我没有几个朋友，而良心又不允许我像许多同行那样胡来，因此生意渐渐萧条。我和妻子以及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决心再度出海。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六年里我多次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我的财产也有所增加。我总能幸运地在各地得到大量书籍，在空余时间里我阅读了许多古今最优秀的作品。每次停船靠岸时，我就观察当地人的风俗人情，也学他们的语言，凭借着自己记性好，学起来也较容易。
由于最后一次航海不怎么顺利，所以我开始厌倦了海上生活，想呆在家中与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我搬了几次家，盼着能在水手帮里揽点儿生意，结果却未能如愿。一晃三年过去了，眼看着不可能有时来运转的机会了，我就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待遇优厚的聘请，准备去南太平洋一带航海。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我们从英国南部一个叫布里斯脱的海港启航。
我们的航行开始一帆风顺，但在去往东印度群岛的途中，一阵强风暴把我们刮到了万迪门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原名万迪门兰）的西北方。据观测，那时所在的位置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船员中有十二人因操劳过度与饮食恶劣而丧生，其余人的身体也极度虚弱。
这一带此时正是初夏时节，十一月五日那天，天空大雾迷漫，水手们在离船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礁石，但是风势很猛，船就直撞上去，船身立刻碎裂。连我在内的六名船员，将救生的小船放到海里，竭尽全力地划着离开了大船和礁石，但我们只划了不长时间，就再也没有力气划船了，只好听凭波涛的摆布。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忽然一阵狂风吹来，将小船一下掀翻。小船上以及那些逃上礁石或留在大船上的同伴后来怎么样，我也说不上，可我断定他们全完了。我听天由命地被风浪推着向前游去。我时不时将腿沉下去，但却总也探不到底。眼看我就要完蛋而又再也无力挣扎时，忽然觉得脚能够触到了底，风暴也已大大减弱。海底坡度很小，我走了差不多一英里才到岸上，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我又继续往前走了近半英里，没有见到任何房屋或居民的迹象。我疲惫到了极点，再加上天气炎热和离船前又喝过半品脱的白兰地，所以极想睡觉。于是我在草地上躺了下来，等一觉醒来，大约已过去九个小时，因为醒来时，太阳正好从东方升起。
我想站起来，却动弹不得，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都被牢牢地绑在地上，头发也同样地绑着，腋窝到大腿间也横绑着一些细细的带子。我平躺着，只能朝上看。太阳开始热起来了，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我似乎听到周围一片嘈杂声，可我除了天空什么也看不到。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个什么活的东西在我的左腿上蠕动，轻轻地向前移着，越过我胸脯，几乎到了我的下巴前。我尽力将眼睛往下看，竟发现一个身高不足六英寸、手持弓箭、背负箭袋的人！
与此同时，我估计至少有四十个他的同类随他而来。我大为惊奇，猛吼一声，结果吓得他们全部掉头就跑。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中有几个从我腰部往下跳，竟跌伤了。但是他们很快又回来了，其中的一个竟敢走到能看得清我整个面孔的地方，举起双手，抬起双眼，一副惊羡的样子，他用刺耳却很清晰的声音高喊：“赫金那·德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