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接过钥匙，急迫地插进锁孔，费了很大劲，箱子终于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柏油味扑面而来，呛得我们直咳嗽，我们强忍着。很奇怪，箱子最上面放着的却是一套干净整洁的质地优良的衣服。
“我怎么没见船长穿过？”母亲说。
在那套衣服的下面，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一个指南针，一个锡制的小酒杯，几支烟，两对非常漂亮的手铣，一根银条，一只西班牙老怀表，还有其他一些不值钱的小装饰品，大多是外国制造的，一副黄铜杆的圆规，还有五六个珍奇的西印度贝壳。从那时起，它常常使我想到，他一定是带着这些贝壳一起度过他流浪、罪恶、被追逐的一生的。
这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十分失望。
再往下，母亲不耐烦地把破斗篷抽了出来，我们眼前一亮，箱底还有一包裹着油布的东西，像是一些纸，还有一个帆布包，用手一碰，哦！是金币的叮当声。
“我们要让那些滑头看看，我们是诚实人家，咱们只是要回他拖欠我们的房费，多一个子也不拿。”母亲说。
“吉姆，撑好克罗斯莱太太的袋子。”
母亲开始往提包里数船长欠我们的钱。
母亲很讲原则，所以计算得很慢，袋子里的硬币来自各个国家，模样各异——西班牙金币，还有法国金路易、英国基尼以及八里亚尔的西班牙银元，还有其他我不认识的，都杂乱地混在一起。这些钱里面，基尼最不值钱，但母亲却只会用基尼结算。
我们大概才数到一半，我突然抓住了母亲的胳膊，因为我在静寂寒冷的空气中听到了一种声音，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瞎子的棍子一下下敲在硬邦邦的路面上，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下来，熄了灯，大气儿也不敢出。
接着猛敲店门的声音骤然响起，然后就是转动门把、摇动门闩的响声，我们快吓丢了魂。
过了一会，里外都没了声响，最后，手杖声重新响起，并且越来越远。真好！那瞎子走了。
“听我说，妈妈，把钱全拿走。”我知道瞎子马上会招来一大批人，他们全都会来，因为插着的门告诉了他们屋子里一定有人。
但是我的母亲，尽管她也害怕，却不肯多拿走欠账之外的一个子儿，同时也固执地不肯少拿一个子儿。“还没到七点，”她说，“还远着呢。”她知道她的权益，她一定要得到它。她还在同我争辩呢，这时从小山上传来一声低低的口哨。那对我们俩来说就足够了，足足够了。
“我要拿走我应得的。”她跳起身来说。
“我要拿这个来抵他的债。”我拾起那个油布包说。
下一刻，我们两人都摸索着下楼，把蜡烛留在了空箱子那儿，接着我们打开了门，开始“总撤退”，再不跑我们就完了。
雾正很快地消散，月亮在高地上方把两边都照得通明，只有在小山谷的正底部和旅店门的四周尚有薄薄的一层面纱未曾消褪，掩护着我们逃跑的最初几步。离小村子还有一多半路程、刚走出小山谷底部一丁点儿的时候，我们便暴露在月光下了。不仅如此，几个人行进的脚步声已进入到我们的耳中，当我们回头向他们的方向张望的时候，只见一盏灯前前后后摆荡着，在快速地向前移动，这表明新的来人中有一个拿着提灯。
“哦，宝贝儿，”母亲突然说，“你带上钱往前跑吧，我快要晕过去了。”
妈妈吓坏了，说话的样子害怕极了，我从未见过她这样，诚实又小气，勇敢又懦弱。
我搀着哆哆嗦嗦的母亲来到了岸边，她喘着气，靠在我的肩膀上。
逆境中爆发力量，难以置信地，我居然设法把她拖下了岸，桥洞很小，我刚好爬进去，而母亲不得不留在了外边暴露着。
我们藏身的地方离旅店不远，那里的一切我们都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