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警察已经有所发现（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可望揭示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惨死之谜。读者或许还记得，卢卡斯先生是本周星期一夜间在高道尔芬街自己的寓所内被人用匕首刺死的。他的男仆曾受到怀疑，后经查证因他不在犯罪现场而释放。昨日有几名仆人向巴黎警察当局报告他们的主人亨利·弗那依太太精神失常。她居住在奥地利街某处的一栋小房子里。经有关卫生部门检查，证实弗那依太太长期以来患有危险的躁狂症。据调查，弗那依太太本周星期二自伦敦归来，有证据说明她的行踪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凶杀案有关。经验证和多方核对照片之后，当局认为她的丈夫亨利·弗那依与艾秋阿┒唷卢卡斯，事实上是一个人，死者由于某种原因，分别在巴黎和伦敦轮流居住。弗那依太太是克里奥尔人，性情古怪，很易激动，因忌妒而引发了癫狂症，据估计病人可能由于癫狂发作而持匕首行凶，以致轰动整个伦敦。目前，对于星期一晚间病人的全部活动尚未查清。但是，星期二清晨，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上，有一名容貌酷似她的妇女，由于外貌奇异、举止狂暴而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因此，有关人士认为或者是病人因处于癫狂状态而杀了人，或者是由于行凶杀人，致使病人癫狂症复发。目前，她尚不能连贯地叙述她的行踪，并且医生们也无法使她恢复理智。有人证明，有一位妇女，本周星期一晚上在高道尔芬街曾一连几个小时地凝视着那栋房子，她也许就是弗那依太太。
福尔摩斯快吃完早饭的时候，我给他读了这段报道，并说：“福尔摩斯，你对于这段报道怎样看呢？”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他说：“我亲爱的华生，你真能把话闷在心中不说。过去三天里我没给你讲什么，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从巴黎来的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也是毫无帮助。”
“和卢卡斯的死有决定性的关系吧？”
“卢卡斯的死只是个意外的事件，它和我们的真正目标——找到文件并使欧洲避免一场灾难相比，实在是小事一件。过去三天里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两天我几乎每过一小时就收到一次政府方面的报告，可以肯定整个欧洲，不管在哪里，目前都没有不同寻常的迹象。如果这封信丢失了，不，不可能丢失，如果丢失了，信又在哪儿呢？谁拿着这封信呢？为什么要扣压这封信呢？这个问题真像一把锤子，日夜敲打着我的脑子。卢卡斯的死和丢失信件，这真是巧合吗？他收没收到过信呢？如果收到了，为什么他的文件里却没有呢？是不是他的疯狂的妻子把信拿走了呢？这样的话，信是不是在她巴黎的家中呢？我怎样才能搜到这封信而不引起巴黎警察的怀疑呢？亲爱的华生，在这个案子上，不但罪犯让我们为难，连法律也和我们作对。人人都妨碍我们，可是事情又很重大。如果我能顺利地解决这个案子，那将是我侦探生涯中最大的荣耀。啊，又有最新的情况！”他匆忙地看了一眼刚刚交到他手中的来信，说：“好像雷斯垂德已经查出重要的情况，华生，戴上帽子，我们一同走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区去。”
这是我第一次到案发现场，这栋房子比较高，外表显得很陈旧，但是布局严谨，美观大方，结实耐用，它带着十八世纪的风格。雷斯垂德正由前面窗户那儿往外张望，一个高个子警察打开门，请我们进去，雷斯垂德走上前来，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走进去一看，除了地毯上有一块难看的、形状不规则的血迹以外，什么异常都没有。一小块方形地毯，摆在屋子正中央，四周是由小方木块拼成的漂亮的旧式地板，地板擦得很光滑。壁炉上面的墙上挂满各种缴获来的武器，当晚凶杀案的凶器就是墙上挂着的一把匕首，靠窗户放着一张华丽的写字台，屋里的一切摆设如油画、小地毯以及墙上的装饰品，无不显得精美而豪华。
雷斯垂德问：“看到巴黎的消息了吗？”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
“我们的法国朋友这次似乎抓住了要害，毫无疑问，正如他们所说的。当时是她敲门。卢卡斯一看是她的意外造访。我猜，他对自己的生活守口如瓶，就开门让她进来了，毕竟不能让她待在外面。弗那依太太告诉卢卡斯她一直在找他，并且责备了他。事情总是互相联系着的，匕首挂在墙上，所以，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并不是一下就刺死了，你看椅子全倒在一边，而且卢卡斯手里还拿着一把椅子，他想用椅子挡开卢卡斯太太。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
福尔摩斯睁大了眼睛，看着雷斯垂德。
“为什么还要找我呢？”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你会感兴趣的，因为它很奇怪，正像你所说的是反常的。这和主要事实无关，至少从表面看来无关。”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