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福尔摩斯先生的诸多案件公之于众后，我曾经打算将《格兰其庄园》作为他这一系列辉煌事迹的尾声。我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并不是因为材料的匮乏，因为还有几百个案例从来没有提及，也不是我的部分读者对于这位卓越人物的超凡能力和独特方法失去了兴趣。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不愿意再继续披露他的破案过程。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一定要离开伦敦，到苏塞克斯丘陵地带去做学问和养蜂，声名显赫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一种困扰。而且他再三叮咛我要严格尊重他的意愿。我向他表明，我已经向读者承诺，《第二块血迹》发表后就会让这一切告一段落。而且，我还向他指出，这是他曾经办理过的最重要的国际案件，其中一系列的精彩情节，将会将所有的案件推向高潮。所以，最后我征得他的同意，小心谨慎地将这个案件披露出来。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细节我可能会讲得很含混，我相信公众肯定能够理解，我的沉默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
那是某一年的秋天，具体哪一年不能指明。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有两位在欧洲享有声誉的尊贵客人来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所。其中一位鼻梁很高，目光像鹰一样锐利，威风凛凛的样子。他就是声名显赫的倍林格勋爵，他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另一位肤色黝黑，胡须刮得干净利落，举止文雅，虽然不到中年，但是无论身体还是头脑仿佛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他就是崔洛尼·候普——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英国最有潜力的政治家。他们二人并肩坐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椅上，从他们疲惫而焦急的神色看来，他们此行肯定是有至关重要的案子。首相紧握着一把象牙柄的雨伞，手背上青筋暴露。他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憔悴、不安的脸上现出无限的忧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紧张烦躁，坐立不安，时而揉捻胡须，时而摩挲一下表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今天早上八点钟，我发现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遗失了，立刻告诉了首相。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们一起前来找您。”
“您通知警察了吗？”
“没有，先生。”首相干脆果断地说，他的这种语气已经为公众所熟悉，且他也不可能不用那种语气。总而言之，通知警察就意味着把文件公之于众，这尤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谈的文件事关重大，一旦公之于众很容易、或者说很可能会引起欧洲形势的复杂化。甚至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此也毫不过分。追回文件一事，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也根本无需追回，因为盗窃文件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文件的内容大白于天下。”
“我明白了。崔洛尼·候普先生，您是否能够准确地叙述一下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
“好，福尔摩斯先生，三言两语便可以讲清楚。那封信——寄自一位外国君主——是我们六天以前收到的。这封信实在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不敢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每天晚上带到位于怀特豪的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天晚上还在那儿，确确实实在那里。我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打开箱子，看见文件还在里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文件箱一整夜全放在我卧室梳妆台镜子旁边。我和我的妻子睡觉都很警醒。我们二人敢发誓：夜里没有人进到屋里。可是，就像我再三强调的那样，文件不见了！”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七点半。”
“距离您睡觉前有多长时间？”
“我的妻子到剧院看戏了。我一直在家里等她。到十一点半我们才走进卧室睡觉。”
“也就是说，文件箱放在那儿有四小时没人看守。”
“一般情况下，除了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外，没有人可以在早晨进入我们的卧室。其他任何时间绝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屋内。这两个仆人是可靠的，在我们这里工作已经相当久了。此外，他们二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
“谁知道有这封信呢？”
“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您的妻子一定知道了？”
“不，先生。今天早上发现这封信丢失之前，我对她只字未提。”
首相赞许地点了点头，并说：“先生，我向来深知您的公众责任感非常强。我确信这封信函的机密程度事关重大，因此您绝对不会透露给任何人，哪怕是家中最亲密的人。”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说：“先生，您确实还了我一个清白。今天早晨以前我对我的妻子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这封信。”
“她会猜出来吗？”
“不，她不会，谁也不会猜出来的。”
“您以前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