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我们的推论和他们的意见恰恰相反，”我的朋友又回到了原点说，“据我所知，警察们推测，菲茨罗伊·辛普森在把小马倌麻醉之后，用他事先设法复制好的钥匙打开马厩大门，把银色白额马牵出来。显然，他是确实打算把马偷走的。马辔头没有了，所以辛普森必然把这个领带套在马嘴上，然后，就让门在他身后敞开着，把马牵到荒野上，在半路碰到了驯马师，或者是被驯马师追上，这样自然就争吵起来，尽管斯特雷克曾用那把小刀自卫，辛普森却毫发未损，并用他那沉重的手杖把驯马师头颅敲碎。然后，这个偷马贼把马藏在某个隐蔽的地方，要不就是在他们搏斗时，那匹马挣脱了缰绳，现在正在荒野上流浪。这就是警察们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尽管这种说法可能性不大，可是所有其他解释则更加离谱了。不管怎样，只要我一到达现场，很快就会把情况查清的。在这以前，我实在看不出我们如何能从当前情况向前进一步推理。”
我们到达小镇塔维斯托克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小镇就像盾牌上凸起的金属装饰一样，坐落在幅员辽阔的达特穆尔草原中央，车站上已有两位绅士在等候我们，一位身材颀长，面容英俊，生着拳曲的头发和胡须，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熠熠生辉。另一个人身材矮小，机警干练，非常整洁利落，身穿礼服大衣，脚上是一双有绑腿的高统靴子，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子，戴着一只单眼镜，这个人就是著名的体育爱好者罗斯上校。另一个人则是警长格雷戈里，他在英国侦探界声名显赫。
“福尔摩斯先生，您能到这儿来，我真的感到高兴，”上校说道，“警长已经想尽一切办法破案，而且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可怜的斯特雷克报仇，并重新找到我的宝马。”
“有什么新的进展吗？”福尔摩斯问道。
“很抱歉，我们的收获甚微，”警长说道，“外面有一辆敞篷马车，你一定愿意在天黑以前去看看现场，我们可以边走边谈。”
一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坐在舒适的四轮马车里，德文郡的这个古老的城市响起了“”的马蹄声。警长格雷戈里满脑子都是这个案件，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福尔摩斯偶尔问一问，或插一两句话。我颇感兴趣地注意倾听这两位侦探的对话，罗斯上校则将帽子拉下来搭到双眼上，头靠着交叉着的双臂。格雷戈里把他的推测条分缕析地说了出来，几乎和福尔摩斯在火车上所说的完全一样。
“菲茨罗伊·辛普森已经落入了法网，”格雷戈里说道，“我个人相信他就是凶手；同时，我也认识到证据还不是很确凿，如果事情有新的进展，将会推翻这种假设。”
“那么斯特雷克的刀伤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他摔倒在地的时候自己划伤的。”
“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也是这样推测的。这样的话，情况就对辛普森不利了。”
“那是毫无疑问的了。辛普森既没有刀，又没有任何受伤的迹象。可是，对他不利的证据却是非常确凿的。他对那匹失踪的宝马非常感兴趣，而且还有麻醉小马倌的嫌疑，他还在那晚暴雨中外出，并且有一根沉重的手杖，他的领带也在被害人手中。我真的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起诉他。”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一个聪明的律师完全可以将这一切推翻，”福尔摩斯说道，“他为什么要从马厩中把马偷走呢？假如他想杀害它，为什么不在马厩内动手呢？搜查他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有复制的钥匙吗？是哪家药店卖给他烈性麻醉剂？首先，他一个外乡人能把马藏到哪里？况且还是这样一匹宝马？他要女仆转交给看马房少年的一张纸条，他自己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说那是一张十英镑的钞票。他的钱包里确实有一张这样的纸币。不过你所提的其他疑难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难以解决。他在这一地区并不是一个陌生人。每年夏季他要到塔维斯托克镇来住两次。麻醉剂可能是从伦敦带来的。这把钥匙，既然已经发挥了效用，肯定早就被扔掉。那匹马可能在荒野中的低洼处或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
“关于那条领带，他怎么说的呢？”
“他承认那是他的领带，可是却声称已经丢失了。不过有一个新情况足以证明是他把马从马厩中牵出来的。”
福尔摩斯侧耳倾听着。
“我们发现许多脚印，说明星期一的晚上，有一伙吉卜赛人来到距发生凶杀案地点一英里之内的地方。星期二他们就离开了。现在，我们假定，在辛普森和吉卜赛人之间肯定达成某种协议，也许在辛普森被人追赶上时，他可以把马交给吉卜赛人，或许现在那匹宝马就在那些吉卜赛人手中。难道不是吗？”
“这当然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