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我们的客人走后福尔摩斯说，“因为它非常清楚地说明，一件在开始时看起来几乎无法解释的事情，后来解释起来却又是多么的简单。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位女士所叙述的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更自然的了。可是另一些人，比如说伦敦警察厅的雷斯垂德先生，依他看来，就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事情的结局更奇怪的了。”
“那么，难道你就一点没弄错吗？”
“从一开始，对我来说就有两件事情非常清楚。一件是那位女士原来非常愿意举行婚礼；另一件是但她在回家后还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后悔了。那么很明显，一定是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她改变了主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出了门以后，她不可能同任何人说过话，因为新郎一直和她在一起。那么，她有没有看到什么熟人呢？如果有的话，这个人必然是从美国来的。因为她来到我们这个国家的时间不长，不可能会有什么人给她造成这么深刻的影响，以致只是看了那么一眼，就可以让她完全改变自己的计划。你瞧，通过这样的排除法，我们已经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她可能看到了一个美国人。那么，这个美国人又能是谁呢？他为什么对她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呢？可能是个情人，也可能是她的丈夫。我知道，她的少女时代是在那样艰辛而怪异的环境中度过的。在我听到圣西蒙勋爵的叙述之前，我只了解这么一点儿。当他告诉我们以下这些情况：在一排座位里有一位男人；新娘的态度起了变化，显而易见，是为了取得字条而从手里掉下了花束，无非是这么一个小花招；她求助于她的心腹女仆以及她提到的侵占土地——这在采矿者的行话中，意味着占据别人原来已占有的探矿权——这一很有含意的暗示，整个情况就十分清楚了。她跟一个男人走了，那么这个男人不是她的情人，就一定是她过去的丈夫，丈夫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你究竟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
“本来可能是很难找到的，可是雷斯垂德老兄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个信息，他自己都还不知道多有价值。当然，那几个姓名的起首字母是最重要的，但是比这更有价值的是，知道了他在一周之内曾经在伦敦一家门槛最高的旅馆结过账这个事实。”
“你怎么推断出来门槛很高呢？”
“根据这么昂贵的价格推断出来的：八先令一个床位，八便士一杯葡萄酒，由此可以看出那是一家门槛最高的旅馆。伦敦收费这么高的旅馆并不多。在诺森伯兰大街我查访第二家旅馆时，通过查阅登记簿，我发现有一位美国先生弗朗西斯·Ｈ·莫尔顿，刚刚在前一天离开。查看他名下的账目时，我又恰巧发现我在复写的收据上已经看到过的那些账目。这位美国先生留下话要求将他的信件转到戈登广场２２６号。于是，我就赶到那里，很幸运地发现这对热恋的人儿正好在家。我冒昧地以长辈的身份向他们提出了一点意见。我向他们指出，不论从哪方面来说，他们都最好向公众，特别是向圣西蒙勋爵将他们的处境表白得更清楚一点。我邀请他们到这里来和他见面，并且，正如你所看到的，我让他遵守了约定。”
“但是，结局不怎么好，”我说道，“当然，他的表现也没什么风度可言。”
“哈，华生，”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假如你经过求婚、结婚等一系列的麻烦程序之后，却发现瞬刻之间妻子和巨额财富化为泡影，恐怕你也不会有绅士风度的。我想我们看待圣西蒙勋爵不妨宽容一些，并且谢天谢地不要有一天让我们落到同样的境地。请你将椅子向前挪挪，把我的小提琴递给我。现在还需要我们解决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打发随之而来的寒冷的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