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商店逢到“特别大减价”“多少周年纪念”的时候，就雇几名军乐队（乐字通常念作快乐的乐）吹吹打打，借此吸引过路人的注意。现在，这办法似乎淘汰了。只在偏僻的小马路上，偶尔还有几家背时的小商店送出喇叭和竖笛的合奏，调子是《毛毛雨》或者《妹妹，我爱你》。过路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头也不回地走过了。这寂寞的音乐只有屋檐下的布市招寂寞地听着。
现在，上海的商店有了另外的引人注意的办法。即使并非“特别大减价”“多少周年纪念”，他们也要装一具收音机在当门的屋檐下。好在播音台那么多，从清早到深夜可以不断地收音，他们就一直把机关开着。于是，电车汽车声闹成一片的空间，又掺入了三弦叮咚的“弹词”，癞皮声音的《哭妙根笃爷》，老枪喉咙的《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诸如此类。
但是，这办法也未必真能够引人注意。只在刚流行的时候，装有收音机的商店前站着几个抬头呆望的过路人。到后来就同雇几名军乐队吹吹打打的一样，你尽管“弹词”《妹妹，我爱你》，过路人还是走他的路。看看店里的伙计，似乎也没有一个在那里听这些“每天的老调”。那么，收音机收了音究竟给谁听呢？这大概只有市招知道了。然而新装收音机的还陆续有增加，好像没有收音机就失了大商店的体统似的。
我家左邻有一具收音机，发音清楚而洪亮，品质大概是不坏的。可是他们对付这家伙的办法太妙了。他们时时在那里旋转那刻度器，老生唱了半句，就来了女声的小调，一曲小调没有完，又来了高亢的西洋喉咙……他们到底想听什么，三四个月来我还不曾考察明白。也许他们的兴趣就在旋转那刻度器吧。否则就在“有”一具收音机！收音机是时髦，人家都“有”，他们就非“有”不可。
又听说上海有好多吸鸦片的人懒得出门，就利用收音机来互通声气。有几个自设播音台，在夜间一两点的时候，从鸦片榻上播音道：“张老三，吃过夜饭么？”“李老四，明天晚上的麻将局有你，不要起得太迟了。”啊，现代文明的生活！
说“收音机救国”（前天报上登载了吴稚晖君“马达救国”的谈话，我这语式是有来历的）固然近乎荒诞不经，然而收音机这家伙如果能好好利用，譬如说，用来团结大众的意志，传授真实的知识，报告确切的消息……那么，从社会的观点说，它的价值的确是了不起的。反过来，如果它仅成为“街头军乐队”的代替品，仅成为商店与人家的点缀品，仅成为吸鸦片的人的通信机，传送的又仅是“哭谁的爷”“哭谁的娘”之类，试问，社会上又何贵乎有这等“奇技淫巧”的玩意儿？
一切所谓“文明利器”，其价值都不存在于本身，而存在于对社会的影响。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它被操持在谁的手里；二，它被怎样地利用。就说马达。像美国，总算马达很不少的国度了，然而都会的大道上有大队的饥民奏着饥饿进行曲。这就因为所有的马达操持在资本家手里的缘故。假如那些马达也有饥民的份，饥民就不是饥民了。那时候，马达的价值岂止可以“救国”而已？又如飞机。苏联用飞机散播种子，扑灭害虫。这就扩大了人类战胜天然的能力，飞机的价值何等高贵。但是，飞机被用作轰炸机侦察机的时候，除了在军缩会议中斤斤计较的野心家以外，谁还承认它的价值呢？┆载《申报·自由谈》（1932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