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一个热切年轻的声音说，“请注意，同志们！我们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我们在生产上打了个大胜仗。所有类别的消费品产量报告表明，今年的生活质量比去年提高了至少20%。今天早晨，大洋国各地掀起了抑制不住的自发游行，工人们走出工厂和办公室，举着标语走过街道，述说着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正是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我们才有了幸福的新生活。以下是一些完成的产值。食品……”
“我们的幸福新生活”这句话重复了好几次。这是富足部近来最爱用的一句话。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小号声抓住了，他张着大嘴一脸严肃地听着，一种既深受启发又倍感无聊的表情。他听不懂那些数字，但他知道，这些数字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令人满意的。他费力地掏出一个又大又脏的烟斗，里面已经有一半烧焦的烟丝。就凭每周一百克的烟草供应量，烟斗很少能盛满。温斯顿抽着一支胜利牌香烟，他小心地把烟平举着，不让烟丝掉下来。新的定量明天才发，而他只剩下四支烟了。此刻，他正在滤掉远处的各种噪音，专心听电幕中的声音。看起来，有的游行甚至是为了感谢老大哥将巧克力定量提高到了每周二十克。他想起来，昨天刚刚宣布将巧克力定量降低到每周二十克。才过了二十四小时，人们会接受吗？是的，他们接受了。帕森斯带着动物般的愚蠢很容易就接受了。坐在隔壁桌上的那个没有眼睛的家伙狂热地、热情地接受了，谁要提起上周的定量是三十克，他就要愤怒地找出他、谴责他、蒸发他。塞姆也接受了——以某种复杂的方式，也许用上了双重思想——塞姆接受了。那么，他是唯一拥有记忆的人吗？
惊人的数据不断从电幕里传来。与去年相比，我们生产了更多的食物、衣服、房屋、家具、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籍、孩子——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失常之外，一切都增加了。每一年，每一分钟，所有人、所有事物都在飞速上升。像塞姆刚才一样，温斯顿拿起勺子，在溅在桌上的一摊灰色肉汤中蘸了蘸，划出了一个图形。他憎恶地思考着生活的物质结构。一直都是这样吗？食物的味道一向如此吗？他环顾整个餐厅。低低的天花板，拥挤的房间，墙壁因为无数的身体在上面蹭来蹭去，变得脏兮兮的；金属桌椅像被敲打过一样，而且排得那么紧，坐下的时候肘部肯定会碰到别人；勺子是弯的，餐盘上有凹痕，杯子是用白色粗瓷做的；所有表面都油腻腻的，所有的缝里都积着油垢；还有一股酸酸的，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的炖菜和脏衣服混合而成的味道。你的胃和你的皮肤总是在抗议，那种感觉好像你被骗走了什么你有权拥有的东西。确实，他不记得是否有过与此大不相同的时候。在他能确切回忆起的那些日子里，食物总是不够吃，袜子和内衣总是有很多洞，家具总是像被敲打过似的摇摇晃晃，屋里的供暖总是不足，地铁总是那么拥挤，房子都快要散架了，面包是黑的，茶是个稀罕的东西，咖啡喝起来有股脏水味儿，香烟总是不够——除了人工合成的杜松子酒，没有什么东西既便宜又丰富。虽然随着身体的衰老，一切自然会变得更糟，如果你的心厌倦了不适、肮脏和匮乏，厌倦了无尽的冬天、粘乎乎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冷水、含砂的肥皂、一碰就散的香烟、味道古怪的食物，难道这不意味着这不是事物的自然规律吗？为什么只有当人们从遥远的记忆中发现生活曾经不是这样时，才感到眼下的日子无法容忍？
他又一次环顾餐厅。几乎人人都那么丑陋，即使不穿统一的蓝色工装裤也一样丑陋。在房间的另一头，一个小个子、长得像只甲虫的人正在喝咖啡，一双小眼睛疑神疑鬼地东张西望。温斯顿想，如果不看周围的人，你很容易相信被党树立为理想形象的那些体格——高大魁梧的小伙子和胸部丰满的姑娘，满头金发，活力充沛，肤色健康，无忧无虑——真的存在，而且是大多数。实际上，就他判断，一号空域的大多数人都矮小黑瘦，其貌不扬。奇怪的是，这些像甲虫一样的人是怎么在各个部里大量滋生的：这些人矮小忧郁，过早发福，腿短却疾步如飞，毫无表情的胖脸上长着一双极小的眼睛。这就是在党的统治之下最得势的那一类人。
富足部的公告以又一声小号声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尖细的音乐。帕森斯在那些数字的轰炸之下隐约有些激动，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了出来。
“富足部今年干得真不错，”他会意地晃了晃脑袋，“顺便问一句，史密斯老弟，你有没有刮胡刀片？”
“没有，”温斯顿说，“我那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
“啊，好吧——我只是随便问问，老弟。”
“抱歉。”温斯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