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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清廉故事-高允 心境澄明,无求无惧

高允是北魏时期的大臣,官至中书令,曾先后辅佐五位帝王(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声名显赫,位高权重。但他从不恃权自重,贪赃枉法,倒是以清贫自守,为官清正廉洁,非常受人尊重。

1、关注民生,为民请愿

东晋时期,北方五个主要的少数民族匈奴、氐、鲜卑、羌、羯等族纷纷起而反抗晋朝,整个北方陷入战乱,他们在我国北部及蜀地建立的政权有十六个,故史称“五胡十六国”。北魏消灭北凉,入主中原后,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但战争创伤严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北魏太武帝基于本民族鲜卑族的传统观念,仍然大量禁封良田以供狩猎放牧。史书上记载:当时“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如此一来,当地百姓虽然免遭了战乱之苦,但仍无休养生息之地,不得不继续四处逃难。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在太武帝时代被征召的汉族官员高允心急如焚。

有一天,太武帝问高允:“在国家日常纷繁的政务中,你认为首先应当抓什么?”高允详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反复建议废除田禁,允许耕作,让百姓重返家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说:“我从小卑贱,只知道农家琐事,请让我谈谈农业方面的事。古人说:‘方圆一里就能垦田370亩,100里就是37000顷。如果勤奋耕种,每亩可增产3斗,相反就要减产3斗。方圆百里增产或减产的比率,计为222万斛,何况天地非常广大。如果官府和人民都有粮食储备,就是遇到灾年,也用不着担心了。”太武帝深以为然,遂下令“废除禁田,悉以抚民”,把良田全都归还给百姓耕种,使北魏的农业生产很快地发展了起来。不久,高允又发现王室婚丧、嫁娶奢侈浪费,上行下效,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同时,太子也听信小人之言,营立私田,畜养鸡犬,甚至让人拿到集市上去卖。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也都变着花样与民争利,使百姓深受其害。于是,他又多次进谏,力主“简婚嫁,薄丧葬”;将太子“所在园田,分给贫下,畜产贱卖”,不再与民争利。

鉴于文成帝大起宫室,高允也进谏劝阻。他说:“太祖开始兴建城池宫殿时,考虑到不误农时,施工一律用农闲时节。况且,我们建国的时间已很久,现有的宫殿足够使用。退一步说,即使要扩建宫室殿阁,也应逐步实施,而不能仓促行事。照现在的建筑规模,初步核算,共需征调民夫差役两万人,而需供应饮食的老弱妇女,又得增加一倍。规模大,要求严,预计半年才能竣工。一个农夫不下田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竟然动用六万多人,劳力和费用,实在难以计算!这是陛下最应留心的事情。”文成帝认为高允所言甚是,接受了他的进谏。高允好直言进谏,朝廷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情,高允总是恳求皇帝召见。文成帝也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接见并与之面谈。有时从早晨一直谈到黄昏,或者一连数日不出宫。高允有时动情激论,言辞切中时弊,文成帝虽有些生气,却深知高允的直节劲气和激谏无忌的良苦用心,依然信任无疑,礼遇而善待之。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抨击朝政,文成帝看后说:“君主有了过失,臣僚不肯当面直言进谏,反而上书公开指责,这无非是想借张扬君主的过失来显示他们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所应做的吗?像高允那样公而忘私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我有过错,他总是惴惴不安地当面批评,有些言辞甚至直触痛处,使我难以忍受,但高允始终无所避讳。我也因耳旁警钟长鸣,而知道了自己的过错,并有所改正。”高允的谏言几乎全都被皇帝采纳,使百姓从中受益很多。

2、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在个人仕途发展上,高允看得很淡。最初和高允同时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均官运亨通并且封侯,高允的部下前后有百余人曾官至刺史,而高允一直做了二十七年郎官没有提升,但是他从不计较,也不厚颜伸手要官要钱。高允为官,执义守法,气节正直,操守刚劲,犯颜直谏,曾救护了许多人才。尤其是处理编修《国记》案,深受时人敬仰。

太武帝时,高允奉诏与司徒崔浩等同修《国记》。因崔浩公务繁忙,具体著述事宜,实际上是由高允主持的。高允对于鲜卑族有许多不合中原礼教(尚未进步、落后于中原的行为)之处,却并未掩饰美化,而是据实而写。《国记》修成后,崔浩将它刻石立于魏都平城的郊外大道上,公布于众。结果,有些章节被人认为是“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这大大触怒了鲜卑贵族,他们上奏太武帝,太武帝十分恼火,当即定为“暴扬国恶”之罪,下旨将有关人员处死、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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