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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弟

突然外面走进一个人来,立停在我面前咫尺之地,向我深深地作揖。我连忙拔出口中的卷烟而答礼,烟灰正擦在他的手背上,卷烟熄灭了,连我也觉得颇有些烫痛。

等他仰起头来,我看见一个衰老憔悴的面孔,下面穿一身褴褛的衣裤,伛偻地站着。我的回想在脑中曲曲折折地转了好几个弯,才寻出这人的来历。起先认识他是太,后来记得他姓朱,我便说道:

“啊!你是朱家大伯!长久不见了。近来……”

他不等我说完就装出笑脸接上去说:

“少爷,长久不见了,我现在住在土地庵里,全靠化点香钱过活。少爷现在上海发财?几位官官官官,作者家乡一带对小主人的称呼。了?真是前世修的好福气!”

我没有逐一答复他在不在上海,发不发财,和生了几个儿子;只是唯唯否否。他也不要求一一答复,接连地说过便坐下在旁边的凳子上。

我摸出烟包,抽出一支烟来请他吸,同时忙碌地回想过去。

二十余年之前,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和满姐、慧弟满姐,即作者的三姐丰满(梦忍)。慧弟,即作者的大弟丰浚(慧珠)。跟着母亲住在染坊店里面的老屋里。同住的是我们的族叔一家。这位朱家大伯便是叔母的娘家的亲戚而寄居在叔母家的。他年纪与叔母仿佛。也许比叔母小,但叔母叫他“外公”,叔母的儿子叫他“外公太太”(注:石门湾方言。称曾祖为太)。论理我们也该叫他“外公太太”;但我们不论。一则因为他不是叔母的嫡亲外公,听说是她娘家同村人的外公;且这叔母也不是我们的嫡亲叔母,而是远房的。我们倘对他攀亲,正如我乡俗语所说:“攀了三日三夜,光绪皇帝是我表兄”了。二则因为他虽然识字,但是挑水果担的,而且年纪并不大,叫他“太太”有些可笑。所以我们都跟染坊店里的人叫他朱家大伯。而在背后谈他的笑话时,简称他为“太”。这是尊称的反用法。

太的笑话很多,发见他的笑话的是慧弟。理解而赏识这些笑话的只有我和满姐。譬如吃夜饭的时候,慧忽然用饭碗接住了他的尖而长的下巴,独自吃吃地笑个不住。我们便知道他是想起了今天所发见的太的笑话了,就用“太今天怎么样?”一句话来催他讲。他笑完了便讲:

“太今天躺在店里的榻上看《康熙字典》。竺官竺官,系店里的伙计。坐在他旁边,也拿起一册来翻。翻了好久,把书一掷叫道:‘竺字在哪里?你这部字典翻不出的!’太一面看字典,一面随口回答:‘蛮好翻的!’竺官另取一册来翻了好久,又把书一掷叫道:‘翻不出的!你这部字典很难翻!’他又随口回答‘蛮好翻的!再要好翻没有了!’”

讲到这里,我们三人都笑不可仰了。母亲催我们吃饭。我们吃了几口饭又笑了起来。母亲说出两句陈语来:“食不言,寝不语。你们父亲前头……”但下文大都被我们的笑声淹没了。从此以后,我们要说事体的容易做,便套用太的语法,说“再要好做没有了”。后来更进一步。便说“同太的字典一样”了。现在慧弟的墓木早已拱了,我同满姐二人有时也还在谈话中应用这句古话以取笑乐。——虽然我们的笑声枯燥冷淡,远不及二十余年前夜饭桌上的热烈了。

有时他用手按住了嘴巴从店里笑进来,又是发见了太的笑话了。“太今天怎么样?”一问,他便又讲出一个来。

“竺官问太香瓜几钱一个,太说三钱一个,竺官说:‘一钱三个?’太说:‘勿要假来假去!’竺官向他担子里捧了三个香瓜就走,一面说着:‘一个铜元欠一欠,大年夜里有月亮,还你。’太追上去夺回香瓜。一个一个地还到担子里去,口里唱一般地说:‘别的事情可假来假去,做生意勿可假来假去!’”

讲到“别的事情都可假来假去”一句,我们又都笑不可仰了。

慧弟所发见的趣话,大都是这一类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是一个很别致的人。他能在寻常的谈话中随处发见笑的资料。例如嫌冷的人叫一声“天为什么这样冷!”装穷的人说了一声“我哪里有钱!”表明不赌的人说了一声“我几时弄牌!”又如怪人多事的人说了一句“谁要你讨好!”虽然他明知道这是借疑问词来加强语气的,并不真个要求对手的解答,但他故意捉住了话中的“为什么”,“哪里”,“几时”,“谁”等疑问词而作可笑的解答。倘有人说“我马上去”,他便捉住他问“你的马在哪里?”倘有人说“轮船马上开”,他就笑得满座皆笑了。母亲常说他“吃了笑药”,但我们这孤儿寡妇的家庭幸有这吃笑药的人,天天不缺乏和乐而温暖的空气。我和满姐虽然不能自动发见笑的资料,但颇能欣赏他的发见,尤其是关于太的笑话,在我们脑中留下不朽的印象。所以我和他虽已阔别二十余年,今天一见立刻认识,而且立刻想起他那部“再要好翻没有了”的字典。

但他今天不讲字典,只说要买一只龛缸,向我化一点钱。他说:

“我今年七十五岁了,近来一年不如一年。今年三月里在桑树根上绊一绊跌了一交,险险乎病死。靠菩萨,还能走出来。但是还有几时活在世上呢?庵里毫无出息。化化香钱呢,大字号店家也只给一两个小钱,初一月半两次,每次最多得到三角钱,连一口白饭也吃不饱。店里先生还嫌我来得太勤。饿死了也干净,只怕这几根骨头没有人收拾,所以想买一只缸。缸价要七八块钱,汪恒泰里已答应我出两块钱,请少爷也做个好事。钱呢,买好了缸来领。”

我和满姐立刻答应他每人出一块钱。又请他喝一杯茶,留他再坐。我们想从他那里找寻自己童年的心情,但终于找不出,即使找出了也笑不出。因为主要的赏识者已不在人世,而被赏识的人已在预备买缸收拾自己的骨头,残生的我们也没有心思再作这种闲情的游戏了。我默默地吸卷烟,直到他的辞去。

一九三三年六月廿四日在石门湾。《文学》杂志第1卷第2号,193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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