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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

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视太高”,于是别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家里也会有帮闲,说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换饭的时候,那时立刻就有帮闲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颇为非隐士的人们所诟病,以为隐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则隐士之阔绰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误解,和硬要有名的隐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所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胡涂。

登仕,是饭之道,归隐,也是饭之道。假使无法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飞去飞来”,正是因为要“隐”,也就是因为要饭;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饭之道。帮闲们或开锣,或喝道,那是因为自己还不配“隐”,所以只好揩一点“隐”油,其实也还不外乎莘怪道。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谋隐”无成,才是沦落,可见“隐”总和享福有些相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挣扎谋生,颇有悠闲的余裕。但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虽“隐”,也仍然要莘梗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象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

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谓“隐士”也就毫不诧异了,心照不宣,彼此都省事。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