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进去了么？”
菊生不待父亲坐下，看定父亲略感劳顿的灰色脸，就这样问；声音是压得很低的，仿佛只在喉间转气罢了。
父亲听说，本能似地向左右望，看有没有什么靠不住的耳朵。结果是没有，才闭了闭他那近视眼，右手从衣襟一重一重探进去，掏出两罐美丽牌卷烟来。含有鄙薄意味的笑浮现在他栽着十余茎短髭的唇边了。
“都是些饭桶！我带了四罐，你看，都没有印花票；他们查得出来么？”菊生看父亲继续掏出两罐卷烟摆在桌子上，几乎有点儿悠然的样子，再耐不住了，又问：
“爹爹，这回到上海，进去了没有？”
“忙什么？”
自然是呵斥，但声音里掩不过那种所谓“舐犊之爱”的情调，同时抬起眼光瞅着虽不壮健却比自己高过半个头的儿子，说：
“进去了；你我两个都进去了。”
嘴里这样说，心里通过一阵舒适，除了给儿子取亲那一天，这种舒适简直不曾体会过。于是坐下，一只手玩弄那不贴印花票的卷烟罐，享受这种稀有的舒适况味。
“进去了怎么样呢？”
肯定的“进去了”三个字好像一道电流，菊生只感觉一阵震撼；经过这震撼，似乎全身都改变了，怎样改变当然说不清，总之与以前不同了。勉强打比方，有如穿上了一件灿烂的金甲，但也可以说捆上了一条无形的绳索。”不胜重负的倦怠心情随着萌生，所以他急于知道“进去了”的下文。
“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
父亲说向来生疏的“工作”二字，用特别郑重的声调；自己像这样地使用这个名词，实在是几乎不能相信的得意事。他接上说：
“可是也快了。待军事势力一到这里，我们的工作要忙不过来呢。”
“唔。”
菊生答应得很含糊。他离开学校将近三年，在家里陪夫人，“打五关”消遣；出去吃茶时也偶尔看看流行的小报，小报上的文章都没有讲明白工作是什么的。
父亲又瞥了菊生一眼，意思是“你不明白么？”但并不含有责备的成分。他解释说：
“最重要的工作是宣传。四万万民众大家知道要——那个，那个还不成功么？宣传的工作就是让大家知道。先总理（他仿佛觉得这三个字很不顺口，但一种亲热之感同时油然而生，自己宛然是父母膝下的娇小的孩子了）说行易知难，真是确切不移。可惜没有把那本书带来给你看。其实一点不要紧，莫说搜查，连衣角也没人来碰我一碰。他们胆子小，硬叫我不要带……
“莲轩，你回来了？”
父亲的话被这声音打断了；因为是熟极的声音，他不感觉一毫恐慌，反而略微提高声音，得意地说：
“回来了！昨晚上在那边多耽搁了一会儿，没有赶得上今天七点的早车；车是挤得不堪设想，不准时刻，又开得慢，所以这时候才到。”
“这是第三趟来看你了。”
说着坐下来的是陈莲轩的姊丈周仲篪，一撮浓黑的髭须特别吸引人家的注意，就好像耳目口鼻都是普通而又普通的型式，再没有描写的必要；皮色很白，衬着浓黑的髭须，很明显地给人家白与黑的印象。春寒的傍晚时分，太阳又躲在破棉絮一样的云背后，他的额上却缀着细粒的汗滴。
仲篪把圆顶小帽抬起一点儿，用手巾擦着额上的汗滴，急切地问：
“进去了么？”
“进去了；我们父子两个都进去了。”
“这也好。”
仲篪像沉在水中的人握住了一棵水草一样，虽然命运尚不可知，这消息多少是眼前的一点儿安慰。
“单为我，我真不高兴多麻烦。这样的时世，火车窗洞里爬进爬出，到上海去难道是开心的事么？我都为的菊生啊！他这么大了，不能不给他开一条路。”
菊生听父亲这样说，搔着头皮，懒懒地坐在父亲侧边。
“他们说起我么？”
仲篪来了三趟，就为这一句。
“没有说起。”
“没有说起？”
“不过连带说起一点儿。我几乎填不成表格呢；他们说我是周仲篪的内弟。”
“那一定说周仲篪怎么样怎么样了？”
“是呀。他们说你曾经列名上袁世凯的劝进表；说你平时靠省议员的旧头衔，包揽词讼，把持地方；是十二分合格的土豪劣绅。”
“土豪劣绅……”
仲篪勉强地笑。
“我就驳他们说，古人罪不及妻孥；难道处在现在的时代，干那样的事业，只因姊丈是土豪劣绅，就不容参加么？”
“他们又怎么说？”